新的一天，晨曦刚露。一条又长又壮的魔术师胳膊启动了白天的魔法。黄色的拉达车停在了路边水沟旁。
“去火车站。宾州站。”
方向盘上方，是司机的照片和姓名：列夫·波尔坦斯基。
“你从俄罗斯来吗？”
“我在那里生活过。”
嘶哑的嗓音。宽宽的脸，小小的眼睛。
“哪里？”
“奥德萨。”
“我觉得，奥德萨好像是在乌克兰。”
“苏联！奥德萨和我，我们都是苏联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区别。你不是美国人。”
“而现在，我是。像你一样。”
不，这显然不是一天的开始……一开始，是那位陌生人伸出了一只白色的小手，还有一个白色的小纸盒，洁白无瑕，带有镀金的字母。
“我在问自己，你是不是会接受在一个广告中亮相。给电视做的一个广告。付钱很多的。”
在他之前，是小小的科齐大夫。而再在他之前，是对露的回忆，不可能遇到她。
现在！现在，行人喃喃道。他新生活的格言：现在。除此别无其他：现在！以前的生活中，总是有罪恶的往昔，还有灿烂的但一再推迟到来的将来。眼前，而且，眼前……他就在那里，面对着向他伸过来一只白色小手的陌生人，目瞪口呆。
“什么都别怕。一个问题，仅此而已。只是一个问题。”
一种粗涩物质的进入。但语调很平静，很谨慎。
擅入者是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先生。长长的外套，本色的马海呢。白衬衣，洁净无瑕。没穿上装。黑头发，剪得很短，黑眼睛，乌乌亮亮的。芭蕾舞者或魔术师的轻柔动作。他从他牛仔裤的屁股兜里掏出一个黑皮的小小皮夹子。他掰开皮夹子的小磁舌，抽出名片。他送上一个白色的小纸盒，洁白无瑕，带有镀金的字母：事件的代码。
步行者没注意，被入侵者的两脚吸引住了。牛仔的靴子！风度优雅的先生昂贵的又紧又窄的牛仔裤底下穿着牛仔的靴子。
“我是制片人。库尔蒂斯。詹姆斯·库尔蒂斯。”
名片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詹姆斯·库尔蒂斯，制片人。
“我在想，你是不是愿意在一个广告中亮相。给电视做的一个广告。付钱很多的。”
“做广告？我？什么样的广告？”
“可口可乐。”
“我？可口可乐？”
“作为国际象棋棋手。”
“象棋和可乐？”
“是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国际象棋棋手专心于棋局。一时间里，他朝摆在桌上的杯子伸出手去。可口可乐。”
“是这样啊！”棋手微笑了。“不，我很遗憾。我可是不值得做这一类的事啊。”
“付钱很多的，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广告要反复播出，钱会自动落入衣兜。想都想不到的。”
“不，我不做这个。”
“再考虑考虑。你有我的名片。请给我打电话。假如你改主意了，就给我来个电话。”
“谢谢。我对你说过了，我不……”
“Never say never[1]，就像这里的人说的那样。你不是美国人，是不是？”
“为什么不呢……美国人就不下象棋了吗？总而言之，可口可乐，他们还是喝的。还有百事可乐。我虽然不喝，但我下过象棋。当我年轻时。”
“你瞧你瞧。我都知道的。你真有职业范儿。想着点。你有我的电话号，给我打一个电话好了。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
“彼得，那姓什么？”
“彼得。”
“好的，彼得。我会想起来的。给我打一个电话。”
“职业范儿！”行人彼得喃喃道，被甩在了百老汇大道和63街的拐角。“这就是那个制片人以为的，假如他真的是一个制片人的话。美好的一天，不是吗，科齐大夫？詹姆斯·库尔蒂斯，广告制片人，把当日的广告送给了我，大夫！就这样，我在库尔蒂斯之镜中瞧我自己。”
朝左迈一步，再一步。他走下了人行道，扬起了手。出租车！黄色的拉达车在水沟边上刹住了车。
“去火车站，宾州站。”
方向盘上方，是司机的照片和姓名：列夫·波尔坦斯基。
“你从俄罗斯来吗？”
“我在那里生活过。”
俄罗斯口音。沙哑的嗓音，抽烟者。宽宽的脸，温柔，小小的眼睛，大大的牙齿，脑门上皱纹密布。
“哪里？”
“奥德萨。”
“我觉得，奥德萨好像是在乌克兰。”
“苏联！奥德萨跟我一样。现在我是在这里。没有多少人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区别。你不是美国人。”
“而现在，我是。像你一样……你在这里很开心，像在月亮上那样吧？移居者的都城。怪僻者和梦游者。你喜欢这个吗？一个奇迹！世界上777个奇迹之一。”
列奥瓦不说话了，但似乎很认真地听着。
“曼哈顿岛，1626年被一个叫米努伊的法国人买下，极低的价格[2]。二十四美元！玻璃珠的价格，付给了印第安人。这里，生长着欧洲草莓和野葡萄，还有玉米和烟草。四周，则有狼群、狗熊和响尾蛇出没。”
列夫或列奥瓦不说话了，但他在听着。他不提问题，滔滔不绝的乘客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慢慢地开着车，轻松了下来，他没有纽约司机的那种神经质。在第34街，火车站前，他平稳地关闭了发动机，同时也停了计价器。
“多少钱？”
“八美元。”
乘客在裤兜里掏钱。先是一个兜，接着是另一个兜。随后，是上衣。两个裤子兜，四个上衣兜。他嘟哝着，别嘟哝了。
“两美元！拢共，我只有两个美元。”
“怎么回事？你想说什么？”
方向盘上方的镜子。瞧瞧，我们有一面镜子，大夫。命运给我打发来一面镜子，大夫。
“你说了什么了吗？”那个乌克兰和苏维埃的俄罗斯人问道。
“不，我什么都没说。但是我没有钱。两个美元！这就是我所有的钱。让我们去银行。请原谅，我一直没明白我没有带够钱。我会付你一直到银行的车钱的。第28街的营业所。很近，就在拐角上。几分钟的路。”
列奥瓦从镜子中打量了一番他的顾客，他用俄罗斯语或乌克兰语嘟哝了些什么。出租车启动，第28街就在附近，银行，就在拐角上。顾客闭口等待着。列奥瓦转过身来，更好地瞧着这个疯子。镜子无法让他满意，他要直接看这骗子的脸。
“你干吗呢，你还不下车吗？”
“我运转不良。我是个运转不良者。信用卡就在我的皮夹子里。我忘了带上了。我没随身带皮夹子，我刚刚才想起来。我把皮夹子忘在图书馆里了。在图书馆的快餐厅里了。兴许还是在医生那里呢。我刚才还去看过医生呢。”
“你说你丢了皮夹子，里面有你的信用卡，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吗？”
“我没有丢，我是忘了。在医生那里，或是在图书馆。”
“那我们去吗？你还可以付那段路的车钱，用你根本就没有的钱？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吗？我们是去图书馆，还是去医生那里？”
那顾客不回答了。
“是一个精神科医生吧？这医生是看精神病的吧？说白了，这没什么要紧的。在这里，生什么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医疗保险。你有医疗保险吗？这就是人们问你的。不是问你哪里难受，或者你以为哪里难受。一个精神科医生，不是吗？”
“他不是一个精神科医生。我不知道我把皮夹子忘在哪里了。兴许是在图书馆。我们还是返回火车站吧，我要赶不上火车了。”
“火车也是免费的吧？”
“我有车票。我买了一张来回票。我有车票。”
“是吗，我们就转回去吧。去车站。免费的吧？不，我差点儿忘了，你有两美元。你给我你最后的两美元，而我就继续带上你这赶路的老好人上路。剩下的彩色珠子，嗯？”
“请原谅。真的，我求求你原谅我。我真诚地求你了……喏，我有一个地铁卡。新的，二十美元。我把它给你。我今天刚买的。”
“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买的？看医生之前，还是去图书馆之前？”
“以前到火车站时买的。”
“你让我要一个地铁卡做什么好？我又不坐地铁。”
“你家里什么人兴许有用的吧？”
“这，这再好不过了！现在，你在资助我的家庭啦？卡里的钱应该用完了。或许，只剩下两个美元了。我最好还是拿你的两美元现钱，不是吗？这就是你想说的吧？”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请你原谅。请相信我，我很惭愧。这样的事是会发生的。它们会降临到随便哪一个人的头上。”
“当它降临时，该怎么办呢？”
“这样吧，我们去地铁站。就这儿，银行旁边。我们去机器上验一下卡。它是新买的，机器会证明的。还没用过。二十美元。可以验证的。只要一分钟。”
“谁来做这事？”
“这个，我来……或者，还是你来吧。该你来验证。我嘛，我就留在车上，我等你。”
“原来这样，我，我来验证！而你，这时候，你就溜之大吉！”
接下来是一个短短的句子，用俄语或乌克兰语说的。
“那你就拿着我的包包好了。请相信我，我是不会扔下我的包包走人的。它很重要。喏，我把它交给你。我留在这里，我等着。”
乘客把他的包包从座椅上递过来。列奥瓦接过它，包包的重量让他哼了一声。
“包里都装什么了，花岗岩？水银？水银是最重的东西，是吧？”
“有一些书，一些小零碎。一些个人用品。”
“个人用品！正因为这样，才这么重啊！”
列奥瓦带上包包，走向地铁站。他有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像一只鸭子。他回来时朝左侧倾斜，因为那个水银包包的重量。
“是的，它没有用过。二十美元。我收了。”
他想上车，可车门被一个黑脸膛的意大利人挡死了。上装，长裤，帽子，全都是黑皮的。
“去韦谢斯特。很急。我在赶时间，我给你一百美元。”
“韦谢斯特！我去不了。我有一个麻烦。那位傻老兄没有钱付我。”
“多少钱？”
“八美元。就是说十二美元。现在，他该给我十二美元。”
“我给你这八美元。或者这十二美元，或者你要的别的数。我可以给你二十。一百二十去一趟韦谢斯特。我们走。快点，马上。”
列奥瓦瞧着这个黑手党，朝他的车子走了一步，像一个举重运动员，高举起那个包包。
“不，去不了韦谢斯特，先生！我要捎这位乘客去火车站。火车站！他快误火车了。”
“火车站？走着去就可以了，很近的。我给你一百二十美元！”
“我不去。我对你说了，我不去！”
“笨蛋！你真是一个笨蛋！”黑手党人嚷嚷道。
列奥瓦并没有一种受了冒犯的样子，他承认，是的，先生，我是一个笨蛋。他把包包还给物主，关上了车门，吐了几个俄语或乌克兰语的词，坐在了方向盘前。他没有打火。他想定一定神。他有些难堪地从镜子里打量着顾客。
“你为什么去看医生？你病了吗？”
病人没有回答。
“你病了，很严重吗？”
“我身强力壮，如有魔法保护。”
“为什么去看医生？常规检查吗，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可你又不是美国人。你得了什么病？”
“什么病都没有，我对你说了。”
“在这里，我们都是一些号码。仅此而已。保险，账户，信用卡。一些号码，就这样。你去医生那里做什么？是你太太吗？你太太，她病了？你太太？……The significant other[3]，在这里人们是这样说的。妻子，女友，伴侣。Significant other。她病了吗？”
“没有，她在那个医生那里工作。我时不时地去那里，想去看她。她知道我们的约见。当我来到时，她就消失。她知道的，今天也是，我敢肯定。她不在那里。”
“离婚了？就是说，你们分居了……你去看她，而她却不愿意见你？你想说的是这个吗？”
“我们没有离婚。”
“OK，那我们去火车站吧。”
列奥瓦打火启动，汽车跳起来，火车站到了。顾客下车，包包下车。
“等一下，先生！拿上你的地铁卡。拿上这该死的玩意！”
“怎么回事？我们不是说好的……”
“滚你的蛋！滚你的蛋，滚—你—的—蛋！”列奥瓦嚷嚷着骂人，用俄语或是乌克兰语。
熙熙攘攘。嘈杂。喧闹。旅客终于发现了告示牌。然后是9号月台。然后是列车。
现在，仅此而已。不错，不错，列车很有节奏地慢慢离开了都市。
“不错，事情本来可能会更糟，”乘客想道，筋疲力尽，倒在座位上。包包就在身边，空着的位子上，靠着窗口。他端详着那张崭新的地铁卡。列奥瓦的礼物。一个正直的人，俄罗斯人。总之，乌克兰人，苏联人。十分正直。十分正直，这就是这一天的结论，大夫。露不在那里，这样更好。我必须习惯这样。她兴许已经习惯了。不，她还没有习惯，不然，她就会在那里了，对此她就无所谓了。她自我保护，她保护自己，提防着过去。或者宁可说提防着现在。现在就是过去，所以她没有来。为的是不让我有镜子。她保护我提防着旧镜子和新镜子。她把我保护起来，可爱的心肝宝贝。
不，早上的起点可不是这个……实际上，这一天一去而不复返的秒表早在科齐大夫的诊所中就已经启动了。
“瞧着镜子里，”大夫命令道。
病人瞧着他的鞋子。巨大的，死气沉沉的。一些木乃伊，一些史前动物！
“最近你有没有照过镜子？我已经跟你说过：练习。练习，节食，放松！早先，种地人不得神经官能症。整天在森林中伐木的人，也不得这病。身体是我们的家园。假如我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生活就变得不幸。你有没有照过镜子？”
后脖子重重的。胳膊疼痛。颤抖，冷汗，丧魂落魄。
“减几公斤体重吧！做做体操，避免压力。你头疼吗？服一盒药片。一种错乱状态？麻木感？多多散步吧！没有发作！假如有发作，打电话给救护中心。这一次，不是一种发作。一些紊乱。一些神经紊乱。植物神经系统，就像我们这里以前说的那样。慵懒无力的胃。深居简出的生活。”
医生瞧着病人，病人则瞧着他的鞋，若有所思。
“一种溃疡？兴许吧。血压14/9。不算太糟。后脖子疼痛？这是因为老不动。多动动，真见鬼！你照过镜子吗？最近，你有没有在镜子中观察过自己？一种心电图？拿钱打水漂。你的问题，不是心脏。练习，节食，透气！这就是药方。生活的特征。你有没有照过镜子？你照过了？一头大象！”
病人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诊所。他来到附近的公园，在一把长椅上坐下。
星期五下午。休息之前的匆忙。雇员们急急忙忙地走向周末。七天七夜又一次飞逝，什么时候，又如何飞逝的？春天变幻不定的天空：大夫在那边。小科齐-阿维塞纳！镜子，不，但是，有几次！病人赶走了形象。在一种音乐的轰炸中，三个公园木偶表演者灵活地操纵着木偶，木偶在他们又细又黑的手指头上滑稽地来回腾挪。它们疯狂地跳跃舞蹈。大夫在它们中间。左边有小路，右边也有小路。各个种族的行人，男女老少都有。大夫在他们中间。城市的万花筒在转动，小科齐位于其中心。
河流平稳地旅行，在列车的左侧。人们永远不能两次在同一条河的水中洗澡。这就是旅行者从车厢的窗口，沿着铁道线所看到的：河水不变老，却不再是原样。空气也一样。有疗养作用的漂浮的地平线也一样。
过去，现在，未来，一段与自身平等的时间，不是这样的吗，地平线？平静的水流，衰老的瞬间，腐物和粪便。水上涨，慢慢地，缓缓地，在熟睡的乘客之上。检票员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列车已经停在了车站里。
他迅速捡起他的包包，他的上衣。他下车，他下了车，现在，他呆呆的，站在车站里，瞧着他面前又宽阔又平静的河流。
呜呼！他到了！荒凉的月台，远方的山脉，近在咫尺的河。一个安宁、清爽的下午。世界的开始。他根本就猜想不到，终结竟然来临。他那个世界的终结。
秒表吞噬了这些停战的分分秒秒。
***
彼得突然出现，如同在一个美梦或噩梦中。
“我是彼得。加什帕尔。明海尔[4]。是明海尔·彼得·加什帕尔在给你打电话。”
一个声音来自虚空。戈拉教授实在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他瞧了瞧摆满了书籍的墙壁。他不说话。他根本就不想回答，这一突如其来的电话伤害了他。
彼得！明海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是好几十年前读过的一本书中的著名人物？还是外号叫明海尔的彼得·加什帕尔，巴尔干和社会主义文学咖啡馆的那一位？
再没有任何东西依然确切无疑，除了在他面前和在他头脑中的书架。
这位年轻的加什帕尔，在那些年里，在那些叫做“法定幸福”的年份里——他习惯这样称呼他曾生活过的天堂——发表过的唯一作品，书名就叫《明海尔》。这一外号的故事非常微妙和奇特，偶然的命运和图书馆是同谋。
彼得·加什帕尔是如何找到奥古斯丁·戈拉教授的电话号码的，他早已消失在广阔的美国了？
“你在哪里？你到这里了吗，到了美国，这另一个世界？”
鬼魂承认道：是的，他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带着一份博士学位奖学金来到纽约大学。
“一个博士学位？建筑学吗？我觉得，你似乎不是……”
“不，我不是建筑师。我只是建筑师的合作者。我上大学三年级时，他们再一次逮捕了我父亲，他们把我赶出了家。学了三年建筑学，相当于一个高级技术员文凭。”
“那么，这个博士学位……”
“是艺术的，教授先生。艺术史的。在我们睡意浓重的祖国，晚上也上课。即便艺术史也有夜校的课。这个你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但是，不，他是知道的，戈拉教授知道一切，但他显然不打算作一次长篇对话。
加什帕尔并不想成为一个研究德国表现主义的专家，就像奖学金所规定的那样。他只是想留在新大陆而已。
恰恰在如今，当希望在东欧重生时？他没有年龄优势，他也不是为了他本没有的孩子的未来而来的。那么？他是独自一人啦？不，露陪伴着他……她有英语文凭，戈拉教授知道得很清楚。英语能帮助她在她落难的世界中不轻易被别人发现。是的，她启迪彼得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但效果并不是那么好，他听不明白地铁广播报站名。眼下，他们还没有工作权。对戈拉教授提出的不多问题，他只有简明扼要的信息作为回答。
“我受够了，就这个，没别的。我不是一个勘探者，我对旅游不感兴趣。但我的脚还从来没有迈出过大门。从来没有！四十年的法定幸福，在同一个地方！现在，我总算出来了！For good[5]，就像你们这里说的那样。我有一个紧急的、绝对的需要，需要不负责任。至少是现在，在我的葬礼之前。不—负—责—任。”
他一字一顿地咬清楚音节，说了两遍，仿佛在对一个白痴或对他自己说话。不—负—责—任。
他谈论着一种终结，而不是一种开始，是走出一种情景，而不是走进另一种情景。出发，而不是到达。
“你说得对，我并不要求一个新位子，我只是要摆脱旧位子。去另一个地方跟死亡玩躲猫猫游戏，而不是留在老屋里。眼下，我需要一份工作。一份工钱。继续那个奖学金的喜剧就有点虚情假意，有点枯燥乏味了。露已经成了baby-sitter[6]，给人带小孩。她总是很喜欢小孩，尽管她自己没孩子。”
如此，冒险家正是为了冒险才来的……戈拉教授忧伤地微微一笑，继续瞧着堆满了冒险小说的书架。
“你来是来冒险的。”
“我没有说冒险。不—负—责—任。”
彼得·加什帕尔还特别向戈拉教授说明，尤其不要给他寄钱。他只是想时不时地向他讨一点建议，或者至少，跟他认识的什么人痛快地聊一聊，仅此而已。
他认识的人？是的，他们很早就认识了，当年，奥古斯丁·戈拉教授还是露德米拉-露的丈夫呢。
他们还将保持联系，这就是新来者想对他说的一切。
***
自从跟彼得的那次模模糊糊的会话以来，又过去了不少时日。除非，那模糊的一团存在于戈拉的脑子里？彼得承认，他来到美国时，曾决定不来找戈拉，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还是改了主意。自从他来到，直到作出此决定，再到那一次谈话之后，已经有些时日过去了。彼得消失了，但他又在不断地纠缠他。教授自问该如何确定现实。他闭上又睁开眼睛，他看到书架上的书，又宽又亮的书桌，电脑，桌子边上一双红色的手套，电话，一个很大的打开的卷宗，带有一大沓白纸。
彼得·加什帕尔让他回想起了一些他不再能确定或者不再愿意确定的记忆。他对书本，而不是对记忆，有一种不断增大的信赖，对记忆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相信留下来的文字。他那些对话者或者他自己的精神和心智，全都属于过去。
身为异乡人中的异乡人，我们毕竟还能找到以往生活中的朋友。在书本中！以往生活的书早就在等待他。作为可靠的伙伴，他们用另一种语言，还有其他语言，在热情地欢迎他。忠诚的对话者准备把他的习惯归还给他，为他的游荡赋予人性的意义。
他对彼得·加什帕尔不感兴趣，根本就不。而对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却有兴趣。他很高兴重又找到了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就在他们的对话之后，他又阅读了20年代那本厚小说中关于那个荷兰人的三个章节。
在《魔山》的疗养院里，汉斯·加斯托普带着一种怀恋，等待着克劳蒂娅·肖夏的到来。他的梦中女人出现时，身边有一个传奇人物相伴。脑门又高又红，皱纹很深。头发花白，又长又稀，胡子也是稀稀朗朗。大大的鼻子，大大的嘴，嘴唇撕裂了。手掌宽大，手背有雀斑，指甲又长又尖。荷兰人以他的身材和他的口音，统治了疗养院这一小社会。断断续续的、分散的、不连贯的讲演。
“我的孩子，［……］这超越了我的所有希望。［……］一点点面包，我心爱的。”*[7]
面包，皮佩尔科尔恩就是这样称呼给他提神的烈性酒的。
“焦味面包，我的天使。仁慈上帝的面包，透明的面包，我那小小的迷人形状，好让我们心中喜悦。我并不太确定，这个词的意思……我将建议换一个词：好活跃我们的心，假如我们没有再次冒着危险，给出毫无价值的意义……清了，Rentia，清了，付清了。更是一种义务，一种神圣职责的意义。”*
肩膀宽阔、脑门高高、眼睛浅色的外国人，脑袋十分强劲，四周围绕有他那头发的白色火焰，这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男子。偶尔因发热而颤抖。一种威严的力量，一种辉煌的不协调。
“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回答能力有它自身的苛求……因此……这些是事实，我的孩子。一些法则。一些不可动摇的东西。总之，我的孩子，总之，完美极了。”*
电报般的、零散的信息，意义含混。一个大人物！一个部落酋长的威严，以他的动作姿势和浅淡目光征服着他的听众。一只大手，船长之手，拳头紧握，打在桌子上。
“［……］简单，神圣！好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一瓶葡萄酒，一盘热气腾腾的炒鸡蛋，一杯纯净而透明的小麦酒。［……］清了，我的朋友！该死的，挨诅咒的！”*
意外的闹剧。无能，仿佛被强力压垮。
“女人这样一种生命，对名誉和力量的神圣渴求［……］是那么的不足，对此，既没有恩宠，也没有怜悯，也没有尊严，但它遭到了无情的和讽刺性的诅咒，被处理，青年人，还有唾弃……对这一毁灭和这一失败来说，羞愧和耻辱都是一些乏味的词，因为惊人地可笑。那是终结，地狱般的绝望，世界的傍晚……”*
彼得·加什帕尔的脸形和身影始终那么模糊，他已有二十多年没见了，而此前他也没怎么见过。戈拉只记得他不太像彼得·皮佩尔科尔恩，仅此而已。
这外号还有其他存在理由吗？彼得·加什帕尔写的那篇故事，题目叫《明海尔》，多少还是震荡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学世界。被迫欢呼奴隶制的奴隶们很高兴地觉察了最私密的眼色，最细微的反抗信号，一种嘲笑的诱饵。难道是隐藏在这个故事中的炸药确保了彼得·加什帕尔在社会主义地下室中的知名度吗？一个故事，仅此而已！在一份外省的杂志中！在吕贝克著名的托马斯的著名小说[8]四十年之后！一种深深隐藏的影射，竟然逃过了审查官的眼睛？这一类的奇特，很快就被忘记的，有时候也会来到。作品发表后不久，作者就被授予了他作品中人物的名字。这甚至还不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跟他打招呼的方式。Mister, Monsieur, Monsignore, Mynheer[9]！这个外号名称在文学咖啡馆中通行，然后，流行到了外头。关于彼得·加什帕尔的传言不断地丰富起来。后来，作者再没有发表什么，但光环并未消失。在这个充满了东长西短、道听途说的国家，有传言说，彼得还写了另一些谁都不知道的文学谜语。人们窃窃私语地说，他正在悄悄写一部杰作。流言蜚语，专制制度的黑面包，还蘸了大蒜。
一个小小社会主义企业中不起眼的技术员，加什帕尔为一些文化杂志写讽刺性的小文章，尽力避免官腔和废话。关于体育、戏剧和展览会的专栏文字，甚至还有集邮或马术专栏文字。人们能在剧院里，在展览开幕式上，在朋友聚会中见到他。被他持续存在却又逐渐消逝的声望所妨碍，却又没有真正妨碍，被无处不在的间谍们所追逐。
他身材高大，却很瘦，笨手笨脚的样子，仿佛这躯体是他很久以前借来的，而且忘了还给人家了。
他剃了个光头，黑黑的胡子，很像一个轻歌剧中的轻骑兵。又粗又浓的眉毛底下，是阴郁、紧张的目光。小小的手，光亮的脑门。高鼻子，挑战着他的遗传。
他的姓可能是一个匈牙利人的，或是一个德国人的，恰如他的外貌。但人们说他……受过割礼。这么说，他确实如此。按照当地传统，流言终成法则。一些人甚至还说，他的生命中有一些悲剧的细节，但没有清楚的证据，就像有关他的杰作，也没有明晰的证据。他看来跟所有其他人一样，尽管实际上他兴许不是这样。他友好的举止，是从他在青年队里玩曲棍球、篮球和足球的那些时代继承过来的，明显唤醒着别人的好感。
他在特兰西瓦尼亚[10]接受的教育，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特权，跟大都市布加勒斯特的那些巴尔干式的同时又法兰西化的方式截然不同。人们能把特兰西瓦尼亚当做东方吗？而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则赋予了他的继承者一种合乎礼仪的爵号：荷兰人！常跟他一起吃饭的那些人也习惯于这样叫他。“嗨，荷兰人！”他也听惯了。
加什帕尔的作品，是对当局炮制的“争论”，对那些宏大话语和对人文主义口号的一种挑战。
不和谐是颠覆性的，这就是加什帕尔猜想的？他偶尔也突然露面，头戴皮佩尔科尔恩的毡帽，几杯伏特加下肚后，便哀求般地伸出一只手来，背诵起这一位的习惯段落来。
“这空气，先生们，我们今天所呼吸的这空气宣告了一种气息，渗透了一种春天的微妙芳香，负载着种种情感和回忆，我们恐怕不应该吸进去后以某种……形式再吐出来［……］我把［……］你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高度上来，朝向这一伟大的高度，来到在高空中盘旋的这个黑点上，就在这一片几近于黑色的奇妙异常的蓝色之上……这是一只猛禽，一只大猛禽。这是，假如一切都……先生们，还有你，我的孩子，这是一只鹰。［……］苍鹰，女士们，先生们，大神朱庇特之鸟，同类中的王者，高空中的雄狮！”*
《明海尔》是否曾是一篇隐藏的赞美新大陆的辩护词？国际化的皮佩尔科尔恩，是否就是一个self-made-man[11]？咖啡馆的国王，居住在爪哇的荷兰人，跟他那位丹凤眼的高加索情人在一起？一篇为自由和为哈德孙湾的女神塑像的辩护词？自由，生命力！
人们会认识某个人到何等地步，消失在生活于东方与西方相交叉的子午线的那些幻觉消费者中间的某个人？戈拉教授恐怕不会有勇气来回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激活了作品的书页，但戈拉白白地等待着：加什帕尔不露面。
荷兰巨人自杀了，他给自己注射了动物毒液和植物毒汁。热带高烧毁尽了他的力气：再也无法强烈地感觉生命，是“一种喜剧性的灾难”*，他写道。上帝面前的一种羞耻。
戈拉希望能渐渐地明白他以前不甚明白的。在美国的明海尔·加什帕尔，是不是最终会变成人们始终在说的那个样子？
***
许多年前，上中学最后一年级的彼得，也同样突然地出现在了戈拉位于首都的家中。
高高的个子，苍白的脸色，眉头紧皱，被一个跟他年龄和他本性不相配的使命所压垮。他只有很少时间，他得去赶他回程的列车。他夜间旅行，从这个国家的最西端而来，赶来参加这个奇怪的家庭会议：讲述他父亲发生的事，让亲友们有所警惕，以提防可能会给所有人带来的后果。
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没曾想到，他妻子会把这个更关心篮球而不是政治黑暗的少年郎打发去完成一次如此的出征。爱娃·加什帕尔做得很巧妙，彼得一个夜晚的缺席不会引起什么疑问。以前，她儿子就有在同学家睡觉的习惯：蒂波尔的父母会保守秘密的。
奥古斯丁·戈拉立即就从露的父母的脸上瞧出了那种担心。看来，对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的撤职，他们已经知道了很多，而对类似情况，则知道得还要更多。瑟拉芬女同志和加什帕尔男同志只是表姐弟，但猜疑传播得跟疥疮一样快。他们担心这会影响他们自己的环境，因此没有把这消息告诉女婿，后者那时——以及在此后——问自己，他们是不是采纳了朋友的建议，而这些人又是谁。他更愿意相信，假如曾经有朋友的话，他本该被当做其中一员。
在那个灰尘蓬蓬的七月的下午，当这位中学生被邀请坐到餐室中那把红皮大扶手椅上来详细叙说他带来的消息时，戈拉感觉到，危险正从国家的西端向他的新家转移。他必须承认，通过那些倾听这壮小伙子的人脸上显露出的不安，他立即就被传染了，意识到了小伙子正解释的他父母亲家一下子就陷入其中的这一荒诞。
大卫·加什帕尔这位早先的钟表匠，没有任何理由解释，就被解除了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检察官一职！按照党的意愿，一个钟表匠被送到一个学校学上一年，然后就成了检察官；按照党的意愿，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便不再是检察官了。人们无法指责他的不正直，或者某种无视神圣的政治行为，只能说他为事业效力绝对毫不妥协。撤职的借口很是晦涩，失宠会带来完全荒唐的后果，这就是爱娃·加什帕尔转达给年轻密使的信息。
沉默之后，紧接着无数的抗议：这只可能是一个差错或一个误会，大卫不是一个面对不公甘心沉默的人，他会去抗争，要求解释，他最终将得到满足。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敌手和阴谋就会存在，耻辱或差错只是一时的，中学生很快就会证实，正义终究要占上风。他们请他吃美味佳肴，露为他展示家里的书房，还带他在首都转了一大圈。回来后，他们建议旅行者好好休息，他的面前将是另一个不眠之夜，夜车将把他带回自己家。
晚上，戈拉开车送小伙子去火车站之后，在回来时得知了彼得诞生的故事。
战争的第一年和第二年，钟表匠大卫·加什帕尔跟他的妻子和女儿成功躲藏起来，但在1944年春天，他们被发现了，由当时统治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匈牙利当局押送到奥斯威辛。他妻子和女儿一到集中营就被毒气毒死。大卫幸存下来，一开始在一个小车间里劳动，把从活人和死人身上扒拉下来的金子做成首饰，然后，像一个疯子般没完没了地劳碌，也多亏他长得结实。他钟爱的妻女死后，激情和焦虑都消失了；从此他孑然一身，变得非常坚强。无动于衷，精打细算，一门心思地捱日子。
被苏联人解放出来后，他在分拣旧囚徒的医院里遇识了他未来的妻子。他们在长长的归乡路上结婚了。
爱娃，比他年轻十岁，不愿返回当年把她送去见死神的地方。她梦想着那块福地，幸存者之地。但大卫表现得不可理喻。他要回他的家，要亲眼看一看他早先的邻居和朋友，还有大笔一挥就把他的名字从活人中勾销的那些警察和政客。
1946年秋天，他们绕道穿越了整个废墟中的欧洲，回到了家。大卫，他的新妻子爱娃，还有彼得，他们旅途中出生在贝尔格莱德的小婴儿。奥蒂丽娅·瑟拉芬，露德米拉的母亲，却说彼得很可能不是大卫的儿子。“在解放的混乱中，乱睡乱交是普遍现象。所有人跟所有人。复活的妖魔。”
“这故事让我们慌乱，”露承认道，“直到今天，它让整个家不得安宁……战争中，我们也一样，我们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苦难，侮辱，危险，强迫劳动营，人心惶惶。但是大卫的故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回到故乡后，大卫·加什帕尔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去瞧他的老邻居，也没有去看那些旧警察和政客。很简单，他拒绝回忆集中营的日子！并责令他的家人和朋友也这样做。
露的脸拉长了，就像在很老的圣经图画中那样。褐发的圣母脸色苍白。戈拉被他自己的话在她身上引起的效果惊呆了。她万分激动，把一切都推向极端。这一脆弱似乎就是突然觉醒的预感的可见面貌。她拦截或放任含糊信号的入侵，不确信加紧她心中的纠结。
她停下来想平静一下。她的苍白有增无减。
“我猜猜你在想什么。不，我家里没有宗教的位子，从来就没有过，这你很清楚。过去没有过，现在当然更不会有，既然无神论都变成了机会主义。就我而言，我先是自由思想者，后来才成为共产党人。我从小接受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是跟被侮辱者和被压迫者的团结。我跟神秘主义的人或书都没有接触，也没有参加过关于超验论的任何争论。然而……我了解，一向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有些时刻，某些黑暗的东西超越了我，误导了我。使我变得，是的，很容易受伤害。随时准备去做我实际上不知道的事。某种陌生的东西阴暗地活在我心中。”
她突然摇晃起她那头浓密的黑发。她的脸依然苍白，她的眼睛燃烧着亮火。她以这一甩头发的神经质简短动作，似乎摆脱了一个重负。
“我想彼得。当孩子生下来时，大卫对他妻子说：他将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我们会跟他在一起。他生在一个遭受苦难的家中，爱娃回答他。新世界包括了旧世界，过去也将活在他心中。然而他们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彼得，说他父亲早已结过婚，有过一个女儿，而他有过一个被命运剥夺了存在的姐姐。假如彼得的父亲真是大卫的话……我母亲很是怀疑。只有爱娃和他知道其中的答案。假如只有他们知道的话。”
露低下了眼睛和嗓音。
“而现在，在新大陆，彼得带来了过去的什么？而露又带来了什么？”戈拉暗自问自己。“他们带来了别的什么吗？”
戈拉教授很快就将知道，彼得拒绝了好心的美国人准备给他的“幸存者”身份，恰如他总是拒绝对他诞生其中的悲剧的任何影射。他突然回避了关于战争灾难的任何谈话，正因昔日的这一灾难，他父母才能相遇结缘。
当年，这个中学生作为不速之客出现在戈拉位于首都的家中，而二十年之后，这移民又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教授的电话和记忆中，这两个日子之间，一个夏天的晚上，露，奥古斯丁·戈拉的妻子，曾在荒凉的人行道上出现过。
陈年的不安又一次跳将出来，戈拉教授的孤独……他很想把它们推开，继续留在露的镜头中。这让他心中充满快乐和痛苦，把生活还给他，拯救他于虚空之中。
他闭上眼，想就这样留住露，悬在不可能之中。
中学生一旦回家后，就很少有加什帕尔家的什么消息了。
露越来越经常地谈到爱娃·加什帕尔。她并不认识她，但她怀着一种混杂了赞赏和激动的心情提及她。她打电话给她。爱娃的焦虑更多地感动着彼得，而不是她丈夫，露心里想。母性的热忱。这一往昔疗法，爱娃似乎最终找到了，它并不来自她的丈夫，而是她的儿子。彼得的未来让她纠结不已。
“爱娃是一个占有者，”戈拉不快地宣称。“对自己的生活很不自信。而对别人的生活却又太确信。”
露深受震撼，惊跳起来。她瞧着他。她皱起了眉头，很是惊诧。仿佛吓坏了。寂静在延续；后来，戈拉不再谈及爱娃·加什帕尔的话题。他只满足于听一听露的简短信息，它们天生就跟他的阐释相矛盾。
对于露，彼得不是一个预想的或自然的选择。对熟人的适度接受？露不怎么看重适度，并且不看好心理分析思辨。她把它们看成对亲密关系的一些无聊和无用的入侵，她更喜欢根据行为来判断和被判断。此外，她根本就不喜欢被判断。
家人的联系……是不是因此会让露接近彼得？
“我要去加什帕尔家待几天。我想认识一下爱娃。搞明白那里发生的事。尤其是曾发生的事。那个老故事，不属于我的老故事……”
她丈夫并没有掩盖他的惊慌失措。
“你没有看到我生活在一个鱼缸里吗？我毕竟不能应聘，去一个建筑工地当泥瓦工。为了看一看我们美妙的工人阶级过着一种何等美妙的生活，我对它，除了报刊上讲述的那些童话，实在是一无所知。但我可以去加什帕尔家。不是去了解那个检察官为什么不再是一个检察官了，尽管这也很值得去了解，而是去了解别的。最痛苦的那些。”
她想走出鱼缸！鱼缸家庭？鱼缸婚姻？她曾渴望躲藏在家庭中，家庭世界给了她一种平衡，并激励她……为什么会有这次爆发？
她从加什帕尔家回来了，带着集中营的可怕故事。她说话时用的是一种苍白的嗓音，她的脸色也是白的，苍白的，来自另一个世界。某种基本的东西似乎变了。一种痛苦，一种力量占据了她的心。简直可以说，她破译了她自己的、向来就没被弄明白的奇异秘密。落到其他情愫之上的一种转移，戈拉想道。或者，她朝自己的身上转移了她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她自己很缺乏的情愫吗？现在她确信，它们原来始终就在那里，在她心中，向来如此。
***
戈拉很晚才得知露和她的年轻表弟彼得之间的奇怪结合。那是在他朋友帕拉德从他那刚刚走出了专制统治的遥远国家回来的时候。帕拉德，在他热爱的美国变成了波特兰，向他的家人介绍了他的未婚妻。他回来了，对那腐败和蛊惑深恶痛绝，他的国家陷入到一片真正的混乱中，不知道要过渡到哪里去。
很久以前，戈拉遇识了米赫内阿·帕拉德，在他开始读大学的时代。东欧国家的一个自由化时代，希望的酵母躁动着阶梯教室的日日夜夜。激昂和怀疑交替领先。帕拉德是学数学的，小个子，瘦弱，厚厚的玻璃眼镜常常会从他的小鼻子上滑下来，他往往先是沉默好一阵，然后再说上好一阵。不知道是谁把他带到阁楼中热闹的辩论会上来的。他认真地听，他滔滔不绝地回答。他读得很多，似乎什么都知道，却又明白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透过大学的那些大窗户，他眺望地平线之外的地平线。他学习很勤奋，抱怨图书馆开放的时间不够长。
他如同一个征服者，来自外省，很快就在学生和教师中出尽了风头；他很快就遭到怀疑，而这一可疑的提名让他心中充满自豪。他不是这个人文主义团体中唯一的擅入者。有一些医科学生，另一些来自综合技术学院，还有几个中学生，甚至还有悠闲阶级的被剥夺者，成了工人或失业者，他们尝试通过阅读和对话来充氧。在朋友小圈子里，人们谈论着他们通过复杂的花招得到的书。一种禁书的地下交易市场，一个知识分子的走私世界。陌生禁令的魔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