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押东西还能赎回来吗

吸管

就像是我曾一直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似的——“吸管”与我同床而眠，却也不打扰到什么。房间是我的，可以随我所愿、任意使用。我记得以前有一次，自己还在地板上锯了活板门呢。去年，作为一名高二学生，我在墙上钉了些杂志女孩的相片，其中有张仅仅穿了内衣而已。我母亲从不来烦我，因为她还有更小的孩子们得去照顾。“吸管”则认为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棒呆了。

每当我要带随便什么朋友到我房间里来的时候，需要做的就只是用眼神示意“吸管”一下。那样，他就会从一切正忙着的事儿里面抽身，或许还会给我个若有若无的微笑，之后便一言不发地离去。他从不带孩子回来。他十二岁，比我小四岁，并且，他十分清楚——甚至都不需要我特地去告诉他——我不想要他那个年龄的孩子碰我的东西。

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已经忘记“吸管”其实不是我的亲兄弟了。他是我的表弟，可实际上，打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住在我们家里。你可知道，他的亲人们全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当时他还只是个婴儿。对于我和我的妹妹们而言，他跟亲兄弟没什么两样。

“吸管”总是会去记住并相信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这也正是他收获这个外号的原因。好几年前，我曾跟他说，如果他撑着雨伞从我们家车库上跳下，雨伞便可以起到降落伞的作用，他也就不怎么会摔到。他这样做了，摔烂了他的膝盖。这不过是举个例子。好玩之处在于，无论他被捉弄过多少次，仍旧还是选择去相信我。他可并不是傻，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不过是他与我之间相处的方式而已。他会看着我做的每一件事，然后默默纳入记忆之中。

从中我领会到一件事，但它使我感到内疚，于是很难说出口来。如果某人对你万分崇拜，你便会轻视他，对他满不在乎——反而恰恰是懒得搭理你的某人，会让你很容易去崇拜。这很难理解。梅布尔·瓦茨，这位学校里的高年级女生，表现得她好像是示巴女王[2]似的，甚至还羞辱过我。而与此同时，我却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吸引她的注意力。我日日夜夜想着的全是梅布尔，想得我近乎发疯。当“吸管”还是个小小孩时，以直到十二岁为止的我的眼光来看，我对他正如梅布尔对我一样，糟糕得很。

现在“吸管”变得太多，以至于有点儿难以去记起他曾经的模样。我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将我们俩给改变了个彻头彻尾。我也从不知道，为了自我的脑海中掘出曾发生过的事儿，竟会想要去回忆起像是个谎言般的、曾经的他来——拿来做比较，并且试图去解决问题。如果那时，我可以预知未来的话，没准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了。

我从未过多地去在意他，或者想着他什么。你如果考虑到，有多长时间我们是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就会发现，我只记得这么丁点儿关于他的事情，是很可笑的。当他觉得自己孤独时，经常自言自语地讲很多话——全是关于他大战匪徒、身系农场之类的小孩子玩意儿。这时候，他会去到浴室里，并且，在那儿待上一个小时那么久。有时，声音还会逐渐升高、兴奋，那样一来，你就能够在整间屋子里听见他的声音。不过，通常而言，他是很安静的。他在附近没有多少能够交得上朋友的男孩子，而且，他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正看着别人玩游戏，随时等待着受邀加入的孩童那样。他不介意穿上我穿不下了的毛衣和外套，哪怕因为袖子拖长太多，使他的两侧手腕看上去就跟小女孩儿一样细弱白皙也不在乎。我记住他这个人的方式，是这样的——每年都长大那么一点点，但却还是同一个样子。那，就是直到几个月之前为止的、正赶上所有这些麻烦开始时的“吸管”了。

梅布尔——不知怎么地，她也卷入到了发生过的那些事儿里，因此，我想，我该先从她开始讲起。自从认识了她之后，我就再也没在其他女孩子们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了。去年秋天，她曾在普通科学课[3]上与我同桌，我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留意到她的。她的头发，是我从未见过的最闪耀的金黄：偶尔，她还会使用某种胶状物，把头发给弄成卷的。她的指甲被修尖、被打磨妥帖，再被涂抹上一层亮红。整堂课上，我都在欣赏梅布尔，差不多是全部的时间了——除了我觉得她将要看我或者老师叫我的时候。我完全没办法将我的视线从她的双手上移开——这算是原因之一。除了那些红颜色之外，那双手是娇小又雪白。当她要给哪一本书翻页时，总是先舔一舔大拇指，再伸出小指来极慢地翻过。描述梅布尔，那根本就是全无可能。所有的男孩子都为她而疯狂，可是，她甚至都没有留意过我。首先，她比我差不多大两岁[4]。于是我就时不时地试着去穿过人群，故意在礼堂中跟她挨得很近，可她几乎就从来没对我笑过。我能做的全部事儿，就是在课上坐着欣赏她——有时，感觉整个教室都能够听见我的心跳声了。我等着受责骂，或者要么就匆忙地离开教室，没命似地逃远。

夜里，在床榻上时，我会对梅布尔展开幻想。通常，这会让我失眠到深夜一两点钟。有时候，“吸管”会醒过来，问我为什么不能够安稳睡下，而我，则会叫他闭上嘴。我想呀，我这么凶他已经有很多次了。我猜，自己是想要无视某人，就好像梅布尔对我所做的那样。你总是可以从“吸管”的脸上看出来——他的感情是被伤害到了。我记不起所有那些恶毒的话语了（我肯定是说过了的），因为，即使是当我在那样说的时候，我的心，也还是在梅布尔那儿。

那情况，持续了将近三个月，然后，不知何故，她开始转变了。在礼堂里她会跟我讲话，每天早上，她会抄我的作业。有一次午餐时间，我还跟她在体育馆里跳舞。一天下午，我鼓起勇气，带着一盒香烟去了她家。我知道她在女厕所里面抽烟，有时是在外面或者学校里——我可不想给她带去糖果，因为我觉得那样肯定会搞砸的。她的反应美妙，于是，在我看来，一切都将要改变了。

那天夜里，大麻烦真正开始。我回房间时天色已晚，“吸管”早已经入睡了。我极度快乐、神经紧张，翻来覆去地想要找一个舒服的睡姿。我一直醒着、想着梅布尔，想了好长时间。然后，我做梦梦到了她，似乎是吻了她。睁眼梦回，看着眼前一片漆黑而惊讶——我静静地躺了一小会儿，直到慢慢回过神来，才了解到我是身在何处。屋子里很静，这是个深黑的夜晚。

“吸管”的声音，对我而言，等同于惊吓，“皮特？……”

我没回答，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

“你就像我是你亲弟弟一样地喜欢我，对么皮特？”

直到确认这确实是我真实的人生长梦，而非其他什么别的梦境为止，我都还不能够从惊讶里面回过神来。

“你一直喜欢我，就当我是你的亲弟弟一样，不是么？”

“当然。”我回答道。

然后，我坐起来了几分钟。天冷夜凉，从梦里回到自己的床铺上，我很高兴。“吸管”过来靠在我的背上。我觉得他瘦小又暖和，我的肩膀可以感觉到他温热的呼吸。

“无论你做过些什么，我始终都知道，你是喜欢我的。”

我现在特别清醒，我的种种想法，似乎是被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给搅和到了一起。在想法之中，有与梅布尔相关的欢乐，以及类似种种——但与此同时，关于“吸管”的一些事儿，以及当他说着这些事情时的语气，引起了我的注意。无论如何，我猜，一个人高兴时，总比他被什么事情给扰乱时，看人看得要更清楚些。好比是我，直到那时候为止，都一直没能够去好好想一想关于“吸管”的事儿。我察觉到，我一直都对他很坏很坏。几周前的一个晚上，我听到他在黑暗中哭泣。他说，他弄丢了一个男孩的BB枪，很害怕会被什么人知道。他想要我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我很困，便试图使他安静下来，当他表示不情愿时，我踹了他……这还只是我能够记得的、很多类似这样的事儿中的一件而已。在我想来，他一向都是个孤僻的孩子。我感觉很糟。

是与漆黑又寒冷的夜晚相关的某物，使你感到与同眠着的某人如此接近。当你与他交谈时，就好像你们是这小镇中唯一醒着的人一样。

“你是个很棒的孩子，‘吸管’。”我说。

突然之间，在我看来，就好像我喜欢他，胜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人一样了——超过其他随便哪个男孩，超过我的妹妹们，从某种角度来讲，甚至超过梅布尔。我感觉浑身舒畅，就好像是，他们在电影里奏起了悲伤的曲子一样。我想向“吸管”展示，我是有多么地在乎他，并且，还要为我一直以来对待他的方式，作出补偿。那晚我们聊了好久。他的语速很快，就像是积攒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事儿，要一次性地讲给我听一样。他提到，自己想要试着去造一条独木舟，还提到街尾的孩子们——他们不让他加入他们的足球队，这些，我完全不知道。我也说了一些事儿，一想到他会把我所说的所有事情全都十分认真地记住，那感觉是非常的好。我甚至还提了提梅布尔，不过，我讲得好像是她在这段时间里都在跟着我打转似的。他询问了关于高中的事情，以及其他种种。他的语调激动，并且一直都讲得很快，仿佛他总是不能够及时地将词儿给说出来似的。当我睡着的时候，他仍旧在讲个不停，我的肩膀，还是可以感觉到他温热的呼吸：暖暖的，近在身旁。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常常见到梅布尔。她表现得就像是她确实多在意了我那么一点点。半数时间里，我都感觉飘飘然，几乎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

但我并没有忘记“吸管”。我的写字桌抽屉里存着很多旧东西——拳击手套、汤姆·斯威夫特[5]系列的小说、劣质渔具。我把这些都给了他。我们又一起聊了好几次——那就真像是我第一次试着去了解他似的。当有条长长的割口挂在他脸上时，我知道，他是有样学样地偷用了我那套崭新的、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剃须套装了，不过，我什么都没说。他的脸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了。他曾经是看上去显得羞涩又规矩的，或者说，他像是担心被人在脑袋上重重敲那么一下似的——那种印象远去了。他的脸，配着那双大睁着的眼睛、竖起来的耳朵，以及从来不会完全闭上的嘴巴，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吃了一惊、正期盼着某些棒呆了的事儿的家伙。

有一次，我开始跟梅布尔说起他来，告诉她，他是我的弟弟。那是在一个下午，电影里正放着谋杀案。我给老爸干活，挣了一美元，交给“吸管”二十五美分，让他去买些糖果什么的。剩下的钱，够我在看电影时带上梅布尔。我们坐得靠近最后一排，我看见“吸管”走了进来。自他从打票人身旁走过的那分钟起，便开始死盯着大银幕，沿着走廊踌躇下行，完全没注意到他正要去往哪里。我开始不耐烦，对梅布尔推推搡搡的，但还不能够完全下定决心去帮他。“吸管”看起来有点傻呆呆的——像个喝醉了酒的人那样走着，眼睛仿佛是被粘在了片子上。他用衬衣下摆擦着眼镜，短裤垮了下来。他一直走到了最前面几排，才停了下来——孩子们一般都是坐在那儿的。我从未对梅布尔如此粗暴过。不过，我又开始觉得这是件好事：让他们两个能用我挣的钱看同一场电影。

我猜，事儿就像这个样子，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或者六周吧。我感觉好极了，不能够静下心来学习，或者将我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任何事情上。我想要对每一个人友好。有几次，当我需要和某人交谈时——通常而言，这个人就是“吸管”。他和我感觉一样良好。有次他说：“皮特，我很高兴，因为你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像是我的哥哥。”

然后，我和梅布尔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从未弄清楚过，那具体究竟是些什么。她那样的女孩子，是很难于理解的。她对我，开始表现得有些不一样了。起初，我还不愿意让自己去相信这一点，试着去认为，这些都只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她不再表现得乐于见到我。她常常跟足球队那个有辆黄色跑车的家伙一块儿出去兜风。那车子，是她头发的颜色，放学后，她就跟他一道，笑着，看着他的脸，绝尘而去。我对此全无办法，她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整日整夜。当我终于得到一个能够和她一起出去的机会时，她却态度傲慢，看起来一点都不在意我。如此种种，使我感觉事儿有点严重了——我会担心我的鞋子在地板上踩得太响，或者我裤子的门襟，或者我下巴上的肿包……有时，当梅布尔在近旁时，一头恶魔会潜进我的身体里，我会板起脸来，对大人们直呼其姓，不带“先生”，以及讲些粗鲁的事儿。在晚上，我就会纳闷，想着，究竟是什么，驱使我去做所有这些事儿，直至想得太累而无法入眠。

起初，我是太过担心了，完完全全就忘掉了“吸管”。后来，他开始惹我心烦。在我从学校放课回来之前，他就一直徘徊等待着，总是表现出好像是有什么要跟我说，或者期待我去告诉他些什么的样子。在手工课上时，他给我做了个杂志架，省下了一周的午餐费，为我买了三包香烟。他看来完全不像是能够看出来我心中有事，其实压根儿就不愿意陪着他一起傻乐。每天下午都是一样——他在我的房间里，脸上带着期待的神情。然后，我什么也不想说，或者像个暴徒似地回答了他，他最终会从房间里出去。

我不能分割那段时光，去说“这件事发生在这一天”、“那件事发生在后一天”。一方面讲，几周的时间冲撞纠缠在一起，我整个人就被弄得混淆不清，仿若身处地狱，却又毫不在乎。没什么确定事儿被言明或者被完成。梅布尔仍旧跟那个家伙一起、坐着他那辆黄色跑车招摇过市，有时她对我微笑，有时没有。每天下午，我从某一个我认为她会在的地方，去到另一个我认为她会在的地方。或者有时，她会表现得多少好一点儿，我便开始想着：事情最后是会怎样变得明朗起来，而她，也还是会关心我的；又或者，她就那么个样儿了——那么，如果她不是个女孩的话，我真恨不得去捏住她那又细又白的脖子，将她给活活掐死。我越为我自己受了愚弄而感到羞辱，就越想要去紧紧跟着她。

“吸管”则是越来越惹我心烦。他看着我时的神情，仿佛是他因为某事而对我有几分责备似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他长得很快，由于某种原因，在讲话时开始变得口吃起来。有时，他会做噩梦，或者吐掉他的早餐。妈妈给了他一瓶鱼肝油。

然后便迎来了我与梅布尔之间的结局：在她去药店的时候，我碰到了她，并且请求她跟我约会。当她拒绝时，我留意到了一些很讽刺的事儿。她告诉我说，她病了，我在身边让她感觉疲惫，她对我根本没有一点点兴趣。她讲了这所有一切。我只是站在那儿，什么也没回答。我走回了家，走得很慢。

有好几个下午，我自顾自地待在我的房间里。不想去任何地方，也不想跟任何人交谈。当“吸管”走进来，有几分滑稽地看着我时，我就冲着他吼叫，轰他出去。我不愿意去想梅布尔，我坐在我的书桌前，读《大众机械师》[6]杂志，或者削着我正在做着的一个牙刷架。看起来，我正非常成功地在将那个女孩赶出我的脑海。

可你却对晚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无可奈何。也就是那些，把情况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看，就在梅布尔对我说那些话的后几晚，我又梦到了她。就好像是第一次一样。然后，我使劲捏住“吸管”的胳膊，弄醒了他。他抓住了我的手。

“皮特，你怎么了？”

我突然感到狂怒，我的喉咙哽咽——于我自己，于我的梦，于梅布尔，于“吸管”，于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人。我总是记得梅布尔给我的羞辱，以及所有发生过的糟糕事儿。在那么一秒钟的时间里，对我而言，就好像是除了“吸管”这个废物之外，就再没有人喜欢过我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像原来那样是好兄弟了？为什么——？”

“闭上你那张该死的嘴！”我扔开被子，起来，打开了灯。他坐在床中央，眼神闪烁又害怕。

有什么东西在我的体内，我无法控制住自己。我不认为有任何人曾经这样疯狂过。蹦出来的词句，我根本不知道是些什么。只在事后，我才能记起每一件我说过的事情，并且清楚地看透一切。

“为什么我们不是好兄弟了？因为你是我所见过最蠢的废物！根本就没人关心你的任何事情！不过是因为我有时对你感到抱歉，试着表现得好点罢了。别以为我会去在乎像你这么个傻瓜蛋！”

如果我是大声说了，或者打了他，事情还不至于如此糟糕。不过我的声音却是缓慢的，好像我很冷静一样。“吸管”的嘴巴保持半张着，看起来好像是被人打中了麻筋似的。他的脸色惨白，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渗出来。他用手背擦掉汗，有那么一分钟的时间吧，他的手就那么举着，好像是握着什么从他身体里逃出来的东西似的。

“你难道什么都不懂么？你真的有搞清楚状况么？你怎么不去找个女朋友来代替我呢？你长大以后到底是想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娘娘腔呐？”

我不知道接下来说的是些什么了。我完全不能控制住自己，或者动脑子思考。

“吸管”没有动弹。他穿着我的一件睡衣，脖子露出瘦小的一段来，头发湿湿地搭在额头上。

“你干吗老缠着我啊？当你不被需要时，你难道就不知道么？”

我后来能够忆起“吸管”脸上的变化。的的确确，他不再面无表情，而是闭上了嘴，眼睛微睁、拳头紧握。之前从未在他身上看到过这样的表情，就好像每一秒钟他都在变老。他的眼神里藏着你在孩子们眼中通常不会看见的那种沉重。一滴汗水从他的下巴上滚落，而他并没有留意到。他就只是坐在那儿，眼睛盯着我，一言不发，脸色凝重，一动未动。

“不，当你不被需要时，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太蠢了。就跟你的名字一样——好一根蠢吸管！”

就好像身体里有什么东西碎裂了一样。我关了灯，在窗边的椅子里坐下。我的双腿颤抖，感到很累，我应该是大叫过。房间既冷且暗。我在那儿坐了很久，吸了一支我存着的、皱皱巴巴的香烟。院子外面又黑又静。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吸管”躺下了。

我没有再生气了，只是感到疲累而已。对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那样说话，我简直就是糟糕透顶。我接受不了这一切。我对自己说，我要改变对他的态度，试着去弥补。但我就只是坐在那儿，在寒冷中，直到时间过去好久。我盘算着，应该如何在早上纠正这一切。然后，尽量小心翼翼地回了床。

第二天我醒来时，“吸管”已经走了。再后来，当我打算按照计划来道歉时，他就用那种崭新的、沉重的样子看着我，使我说不出话来。

所有这一切，也就只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情而已。自那以后，“吸管”开始疯长，比我见过的任何男孩子都快。他几乎跟我一般高了，他的骨头也变重、变大。他不再愿意穿我的任何旧衣服，并且买了他的第一条长裤——由一些皮制的吊带来撑住。那些不过是容易看见的和容易用语言来描述的变化而已。

我们的房间也不再是我的了。他搞定了那帮孩子，弄了个俱乐部。当他们没在空地上挖战壕，或者打架的时候，就总在我的房间里待着。房门上用红药水写了些傻气的话：“进来的家伙，哀愁留外面”，并且签上骨头十字架，还有他们的秘密字母。他们整了台收音机，这玩意儿每天下午都在高声放出音乐。

有次，我进屋时，听到一个男孩在低声讲着，他在他哥哥的车后座上发现了什么。我能够猜出我没有听到的内容。“那就是她和我哥哥做过的事儿。千真万确——在停着的车子里面。”有那么一分钟，“吸管”看起来很吃惊，他的脸几乎就像是以前那样了。然后他就又变得冷梆梆的。“显然的，呆瓜。我们全知道。”他们并没有留意到我。“吸管”则开始告诉他们，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他是怎样计划着成为一个在阿拉斯加设置陷阱的捕兽人的。

不过，大部分时间“吸管”是独处着的。当只有我们俩在房间里时，就更糟糕些。他穿着带吊带的长灯芯绒裤子，横卧在床上，用他那冷冷的、冷而嘲弄的表情死盯着我。我待在书桌旁空耗时间，做不到平心静气，就因为他的那双眼睛。事实是，我不得不学习了，这学期我已经亮了三门红灯。如果我再挂掉英语，明年我就不能够毕业了。我不想去当个乞丐，我必须得把自己的注意力给集中起来。我再也不去在意梅布尔，或者随便哪个特定的女孩了，现在只有我和“吸管”之间的这件事是个麻烦。我们从来不说话，除了在家人面前不得不说以外。我甚至都不愿意再叫他“吸管”了，除非我忘记，我都叫他的真名，理查德。晚上他在房间里时，我不能够学习。我不得不在药店附近晃悠，抽烟，无所事事，和在那块儿游手好闲的家伙们混在一起。

在我心中，想要回归简单的愿望，胜过一切。我怀念了好一阵子“吸管”和我之前的状态，以一种滑稽又带感伤的方式，因为，在这之前，我根本就不可能相信事儿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惜一切都已是如此不同，看起来，我似乎已经是回天乏力了。有时，我想，或许我们可以好好地打上一架，分个胜负，那样或许会有帮助。不过，我不能够跟他打架，因为他比我小四岁。还有一点——有时，他眼睛里透露出来的神情，几乎要使我相信，如果“吸管”能够有机会的话，他将会杀了我的。

西八十街区廊道

直到春天我才开始留意住在正对面房间里的那个男人。在冬月里，我们之间的庭廊很阴暗，并且各自待在小小的房间里，面对着四面墙壁，总有种私密的感觉。各种声音都显得压抑而又辽远——当天气寒冷、窗户紧闭时，本来就总是这样子的。天常常会下雪，往外看，只能看见安静洁白的雪花向着灰色的墙壁飘落，被雪蒙住了边缘的牛奶瓶和覆盖着雪的食品罐放在外面的窗台上，微暗之中，间或从对面窗帘的狭缝里会透射出一缕光线。在所有这些时间里，关于住我对面的这个男人，我能记得的，仅仅是不完整的一两瞥——透过冻着的玻璃窗看到的红色头发，探出窗台取食品的手，张望庭廊时闪现的平静而疲倦的面容。比起那栋楼里的其他十几个人，我没有对他更在意。他也没显出什么反常的地方，因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想着他。

去年冬天有大把的事儿够我去忙，根本无暇去留意那些窗外事。那是我在大学的第一年，也是我第一次来纽约，而且，我必须找到并保住一份早间兼职。我总是在想，如果我这个十八岁的女孩不能装得比实际年龄大，就会比其他人更难找到工作。不过，如果我是四十岁的话，可能也会说同样的话。总之，那几个月对现在的我而言，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时光了。早上需要工作（或者找工作），整个下午在学校，晚上读书学习。除了来到此地后的新鲜感及陌生感之外，我还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古怪的饥渴——是对食物，也是对其他事物。我实在太忙了，没空在学校里交任何朋友，我从未感到如此孤单过。

深夜，我会坐在窗前读书。有时，一个家乡的朋友会给我邮三到四美元，让我在旧书店给他买图书馆里借不到的书。他会给我各种各样的书名——比如《纯粹理性批判》或者《第三工具》[7]，以及像是马克思、斯特雷奇[8]或者乔治·桑[9]的作品。现在，他必须待在故乡帮衬家里，因为他的爸爸失业了。他本来能弄到办公室文员之类的工作，但却到汽车修理厂去当了修理工，因为修理工的工资更高，而且，躺在汽车下面，脊背触地，他就有机会深刻思考、拟定自己的计划。在给他寄书之前，我会自己先把那些书研习一番。尽管我们简要讨论过其中的许多内容，但有时仍会有一两处地方引出一大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来。

那样的一些句子，时常使我感到焦虑，于是，我会凝望窗外很久。现在想来好像是有些奇怪：我独自站在那里，而那个男人则在另一边的屋子里沉睡，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他的任何事。夜里的庭廊很黑，望着它和下面一楼屋顶上的积雪，就像是望着一个永不会醒来的无声深渊。

而后春天便渐渐来临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对事物开始转变的方式会这么后知后觉，春风和煦，日光渐强，点亮了这庭廊以及周围所有的房间。薄薄的、煤灰色的残雪渐渐消融，午时的天空蔚蓝明亮，我注意到自己可以穿线衫来代替外套了。每天早晨，对面建筑物的外墙上阳光明媚，屋外的声音开始变得清朗，那些声音干扰了正在阅读的我。不过，我正忙于手头的工作以及上课，闲暇时读的那些书也使我整天苦思冥想，无暇他顾。直到一天早晨，我发现大楼的暖气停了，便站起身来，从开着的窗户向外望去，才觉察到世界已经发生了的巨大的改变。说来奇怪，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清楚了那个红头发的男人。

他就跟我一样站着，双手放在窗台上看着窗外。朝阳照耀在他的脸上，我对他的这般接近，以及我能看他看得这么清楚感到吃惊。他的头发又红又粗，从前额那里突出来，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他的嘴巴没有棱角，蓝色睡衣下的双肩挺拔壮实。他的眼袋稍微下垂，不知何故，这倒显出一种智慧和沉思。当我看着他的时候，他进去了那么一小会儿，然后带了一对盆栽植物回来，把它们安置在照着阳光的窗台上。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以至于当他小心整理植物的根茎与土壤时，我能够看清他整洁粗短的双手，在小心地触碰着根茎与土壤。他一遍遍地哼着三个音符——这一小段旋律显然比整首曲子更能表达他的好心情。他的这些举动使我觉得愿意整个早晨都站在那儿看他。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抬头看了看天，深吸一口气，然后又走了进去。

天气愈暖，变化愈多。我们这庭廊一圈的所有人，都开始拉开窗帘，好让空气进到狭小的屋子里，并且还把床移到靠近窗户的位置。当你能看到人们睡觉、穿衣和吃饭的时候，即使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会以为自己了解他们了。除了那红头发男人，我又开始偶尔关注其他的人。

有个大提琴手，她的房间在我右斜对面，一对年轻夫妇住在她楼上。因为我在窗边的时候很多，便不由自主地关注了他们身上发生的差不多所有事情。我知道，那对年轻夫妇很快就会有小宝宝了，虽然那妻子看起来并不怎么健康，但他们还是十分高兴。我也知道大提琴手生活的起起落落。

晚上不读书时，我会给家乡的朋友写信，或者记录下偶然钻进我脑袋里的各种想法——打字机是在我离开家乡去纽约的时候他给我的（他知道我在学校里得敲打出作业来）。我记录的想法一点也不重要——仅仅是觉得还是把这些东西从脑袋里面赶出来比较好。纸上会有很多的X标记，大约还会有少许这样的句子：“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不可能长存，因为它们制造死亡，而制造死亡是世上唯一的罪孽”；或者，“这不对啊，坐我旁边的那个经济学系的男生，在这整个冬天里，肯定是在他的线衣下面加报纸了吧，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外套”；又或者，“我所知而又能一贯坚信的事情是什么？”当我像这样坐着写东西的时候，就常常能看到住在我对面的那个男人，然后，也不知怎么搞的，他就跳进了我的想象之中——就好像他知道我那些头疼事儿的答案似的。他看上去是那么冷静和自信，当庭廊里渐次出现找我们麻烦的事时，我不禁会觉得，他就是那个有能力解决麻烦的人。

大提琴手的练习惹恼了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个刚好住在她楼上的年轻孕妇。那孕妇非常紧张，看起来好像特别难受。她身体臃肿，面容瘦削，娇小的双手纤细得好像麻雀的爪子。她那马尾巴的发型使她看上去好像是个孩子。当琴声特别大时，她会向大提琴手的房间探下身去，带着恼怒的表情，好像会大声叫嚷，让大提琴手能够停下来一会儿似的。她的丈夫看起来就跟她一样年轻——你可以说他们很幸福。他们的床离窗子很近，夫妇俩常常盘腿坐[10]在床上，面对着面说说笑笑。有次他们那样坐着吃橘子，橘皮就甩到窗户外面。风把一点点橘子皮刮进大提琴手的房间，她冲他们尖叫，以警告其他每一个人不要随便乱扔垃圾。楼上的年轻男人笑了，声音很大，故意让那个大提琴手能够听到他的笑声；他妻子则放下吃了一半的橘子，不再吃了。

在这事发生的晚上，红头发的男人正在家里。他听到大提琴手的吵闹，看着她以及那对年轻夫妇看了很长时间。他穿着睡衣，和往常一样悠闲地坐在临窗的椅子上，什么也不做（他下班回家之后就鲜有再出门的时候了）。他的脸上带着安详而和善的表情，在我看来，他是打算去终止房间之间的紧张气氛的——虽然他只是看着，甚至都没从他的椅子上起来。这便使得我一刻不停地去听那你来我往的尖叫声，于是，那天晚上我感觉很累，无来由地有些神经过敏。我把正在读的马克思的书放到桌上，只顾看着这个男人，想象关于他的事情。

我估计大提琴手大概是五月一号搬进来的，因为整个冬天我都不记得听到过她在练习。近黄昏时，阳光泻进她的屋子里，将她的收藏映射在墙壁上，看上去仿佛照片一般。她常常出门，有时会有一个固定的男人来看她。在一天稍晚些的时候，她会面朝庭廊坐着，跟她的大提琴一道。她的膝盖分得很开，以便夹住乐器；她的裙子拉至大腿，以免扯住裙摆的接缝。她的音乐质朴无华，奏得慵懒。演奏时，她的脸上流露出腼腆害羞的神情，好像陷入了某种昏迷。她几乎总是在窗口上晾着长袜（我看那些袜子看得太清楚了，有时想要去提醒她，只洗长袜上脚的部分，可以省衣又省力），有些早晨，窗帘吊绳处会系上一个小小的装饰物。

我认为，住我对面的男人能够理解大提琴手，其他每一位庭廊住户也肯定一样。我有种感觉，没什么能令他感到吃惊的，他了解的比大多数人都要多些。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才有他眼袋神秘的下垂。我不清楚他怎么会了解得那么多，我只知道，看着他想着他很好。晚上，他会带着一只纸袋进来，小心地将他的食物拿出来，然后吃掉。再晚点的时候，他会穿上他的睡衣，然后在房间里做些运动，在那之后，他就只是坐着，什么也不做，直到将近午夜时分。他是一个做事细致的管家，他的窗台从不凌乱。他每天早晨照料他的植物，阳光照在他那苍白得很健康的脸上。他经常用一只看上去像是个吹耳球的橡皮水袋小心地给植物浇水。我完全猜不透，他白天的工作究竟会是什么。

大约五月底时，庭廊中又有了另一个变化。那个妻子怀孕的年轻男人，开始不去照常上班了。可以从他们脸上看出来，他是丢掉了工作。早上，他会在家里待得比平时晚，从他们仍放在窗台上的夸脱瓶里倒出她的牛奶来，在牛奶有机会变酸之前，看着她全部喝完。有时在晚上，当其他人都睡着时，你可以听见他低声嘟囔着说话。在深夜的寂静当中，他会说“给我听着”，声音大得足以吵醒我们所有的人，而后他的声调便会降低，开始对他的妻子滔滔不绝地急促说话。妻子几乎是一言不发，她的脸看上去变得更小了，有时，她会几个小时地坐在床上，小嘴半开半闭，像个正在做梦的孩子。

学期结束了，但我仍待在这个城市里，因为我还干着这份每天五小时的兼职，并且打算去参加暑期班。不去上课，我看到的人甚至比原来还要少，与家也更显亲近。我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这些事的深意：那个年轻男人开始带着一品脱而非一夸脱的牛奶回家；最终有一天，他带回家的瓶子只有半个品脱[11]的容量了。

看别人挨饿时的感受很难讲得明白。要知道，他们的房间和我的不过相隔几码而已，我没办法不去想他们的事情。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这里可不是东面很远地方的那栋廉租公寓——我会这样告诉自己。我们住的可是一处特别好的、特别正常的城区——位于西八十街区。没错，我们的庭廊是小，我们的房间只够放下一张床、一个衣橱和一张桌子，并且，我们也确实和那里的租户们境遇相似。可是，从街面上看，我们这里的楼房还是不错的：两个入口处都有一个小门廊，地上铺着的东西像是大理石地板，一部电梯免却了我们攀爬六层、八层或者十层楼梯之苦。从街面上看去，这些楼房几乎可以彰显富裕了，里面又怎么可能会有人忍饥挨饿呢？尽管他们的奶品量削减到了过去的四分之一，而且我没看过他吃东西（每晚用餐时间，他都将外出弄来的三明治给她），但这些都并不是他们确乎处于饥荒当中的标志嘛！尽管她就只是那样成天坐着，除了我们这些邻居中有人存放了水果的窗台之外，她对任何东西都提不起任何兴趣，但我想那是她很快就要生宝宝了，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自然。尽管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时不时地冲着她吼叫，听起来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样，但那正是他内在丑恶的表现嘛。

如此这般自我推证一番之后，我总是要去看看对面那个红头发的男人。解释我对他的信任不太容易。我不知道我究竟期待他去做些什么，但那感觉，就是一直如此。回家我不读书了，常常就坐在那儿看他看好几个钟头。我们的目光交汇，然后有一人会移开视线。要知道，除了我们在外工作的几小时之外，庭廊一圈的所有人，都看着彼此睡觉、穿衣、生活，但我们却从不交谈。我们之间的距离，近到足以将食物抛进其他人的窗子，近到区区一柄机关枪就可以在转瞬之间将我们统统杀光。即便如此，我们仍表现得像陌生人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那对年轻夫妇的窗台上不再放任何牛奶瓶了。男人于是整天在家，他的眼睛外面有了褐色的眼圈，嘴抿成了一条笔直的线。每晚都可以听到他在床上说话——以他大声的“给我听着”开始。在整个庭廊里，大提琴手是唯一没有表现出感受到哪怕一点点压力的人。

她的房间就在他们的底下，因此，她大概从未见过他们的脸。她现在比平时练习得少些，出门比以前多了。我之前提到过的她的那个朋友几乎每晚都在她这儿。他像只小个子猫一样精干——短小的身材、油腻的圆脸，还有杏仁形状的大眼睛。有时，整条庭廊都能听见他们的争吵，而过一会儿，他通常会出去。有天晚上，她带回家一只气球人，沿着百老汇大街扎堆卖的那种——一根长长的气球作为身体，一个又圆又小的气球作为脑袋，画着咧开嘴笑的表情。整个是亮绿色的，绉纸做的双腿是粉色的，大的纸板脚则是黑色的。她把这玩意儿固定在窗帘的吊绳上，挂在那儿摇晃、缓慢地旋转。每每有微风吹过，它的纸腿便在风中蹒跚漫步。

六月末时，我感觉我不能再在庭廊待下去久了。如果不是为了那个红头发男人的话，我早就会搬走，在那个夜晚之前，在所有的事儿最终彻底爆发摊牌之前就搬走了。我已经无法学习，无法将注意力放在任何事情上面。

那是一个热夜，我记得很清楚。大提琴手和她的朋友开着灯，那对年轻夫妇也开着灯。住我对面的男人穿着睡衣，向外看着庭廊。他的椅子旁边放着一只瓶子，时不时地就拿起来凑到嘴边上。他的脚撑在窗台上，我可以看见他裸露在外的蜷曲的脚趾头。当他喝掉不少时，他开始自言自语。我听不见说的是什么，那些单词聚集堆积成一种低而起伏的声音。尽管听不见，但我觉得他大约是在说庭廊里的人们，因为他在不言语时会默默巡视所有的窗子。我有种古怪的感觉——好像他所说的内容将会解决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听得懂他说了些什么的话。不过，无论我怎样努力去聆听，也根本就听不明白。我只是看着他粗壮的喉管和冷静的面容，即使他很紧张，他的脸也并没有失掉隐隐带着智慧的神情。那晚上什么也没发生，我从不知道他正说些什么，只是感觉如果他的说话声再稍高那么一点点，我就能领悟到更多的东西了。

一周以后，当这件事儿发生时，便给所有的一切都带来了一个终结。肯定是在那天大约凌晨两点的时候，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了。很暗，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声音听起来好像来自庭廊，当我听的时候，几乎无法阻止自己颤抖。声音不大（我的睡眠不深，否则这也就不会吵醒我了），但却像是某种动物发出来的——高且急促，介于呻吟与惊叹之间。我突然想到，我曾经在以前的生活中听到过这种声音，但是已经过去太久，我记不得具体了。

我走到窗边，从那里听来，声音好像是来自大提琴手的房间。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庭廊温暖、黑暗，没有月光。当喊叫声从那对年轻夫妇的公寓里响起时，我正站在那儿，向外看着，试图去想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事儿我到死也不会忘记。我听到那个年轻男人哽咽着说道：

“闭嘴！你这条母狗，闭嘴吧！我忍受不——”

显然，我当时就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了。他话说到一半便突然停下，庭廊犹如死亡般寂静，没有夹杂这里晚间通常会有的“咝咝”噪声。有几家的灯打开了，但也就仅此而已。我站在窗边，觉得想吐，并且无法停止颤抖。我看向对面那红头发男人的房间，有那么几分钟，他打开了灯，睡眼惺忪地巡视了一遍庭廊。“想想办法啊，想想办法啊。”——我想要呼唤他。过了一会儿，他拿着烟斗在窗边椅子上坐下，关了灯。即使在其他人似乎都已经又去睡了的时候，既热且暗的空气中仍旧弥漫着他的烟草味道。

那晚之后，事情就开始变得跟现在相似了。年轻夫妇搬走了，他们的屋子一直空着。那个红头发男人和我，都不再像原来那样在房间里待很长时间。我再也没看见过大提琴手那个衣冠楚楚的朋友了，她则狂热地练习，琴弓在弦上锯来锯去。早上，当她去取挂在外面晾干的胸罩和丝袜的时候，是直接抓扯进去的，然后就背对着窗户了。亮绿色的气球人还是挂在她的吊绳上，咧着嘴在微风中缓慢旋转着。

而现在，就在昨天，那个红头发的男人也搬走了。这是晚夏时节，是人们通常会搬家的时候。我看着他收拾所有的东西，并且试着不去想“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想到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得列一张要读的书籍清单出来。我看着他，就像是看着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一样。他看上去比他长久以来表现出来的还要幸福些，收拾东西的时候哼着小调，还抚摸了好一会儿他的植物——然后把它们从窗台上拿进去。最后临去之际，他伫立窗口，看了庭廊最后一眼。他平静的脸庞在强光之下并没有回避、倾斜，不过，他的眼睑却在下移，直到几乎紧闭为止。太阳在他明亮的头发周围营造出了一圈光雾，简直就像是某种神迹般的光环。

今晚，我想了这男人很长一段时间。我曾一度开始要给我在家乡的那个做机械师工作的朋友写写关于他的事儿，不过我改变了主意。事情是这样的——对其他人，甚至对这个朋友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都实在是太过困难了。你知道，现在要直面这件事时，有太多关于他的事情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工作，甚至他是哪国人。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在期盼他去具体做些什么。关于那对年轻夫妇，我不认为他会比我知道得更多。当我细数每一次我看着他的情况时，却想不起他曾经做过哪怕一件不寻常的事儿。若要描述他，则是除却他的头发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总之，他看起来不过就像千百万其他男人一样。然而，无论听起来是怎样的古怪，我仍然有这种感觉：在他的身上有着某样东西，可以解决困境，将情况整个改变。并且，在关于他的这件事上还有一点，那就是——只要我这样去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就是真的。

波尔蒂

当汉斯离旅馆仅隔一个街区时，冷冷的雨开始落下，百老汇沿街刚刚点亮的路灯，被滴答的雨水罩上一层朦胧。他苍白的双眼固定在旅馆的招牌上——“科尔顿·阿姆斯”——然后赶紧将一份乐谱卷起来，塞进外套里，快步上前。当他步入旅馆那昏暗肮脏的大理石装饰的大堂时，已是气喘吁吁，乐谱也皱了。

他对着面前的一张脸暧昧一笑。“这次……三楼。”

你当然知道电梯侍者对旅馆熟客的感觉如何：当那些他最尊敬的客人走出要去的楼层时，他总会讨好地让电梯门额外多开那么一会儿；至于汉斯，则不得不暗中一跃，以免被电梯的滑门夹断他的脚后跟。

“波尔蒂——”

他犹豫不决地站在昏暗的走廊里。走廊尽头传来大提琴的声音——正演奏着一组急速下行的音阶，就好像一把大理石石子掉落楼梯一样。他一步步走到传出乐声的那个房间，在门外面站了一会儿。一张摇摇欲坠的便条纸，用一只图钉摁在那儿：

波尔蒂·克莱恩

练习中，请勿打扰

他回忆起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在“练习中（practicing）”的“ing”前面还有个字母“e”呢。[12]

看来暖气开得很弱，他外套皱起的地方闻起来湿漉漉的，多少散发出些寒意。蜷缩在廊底窗边温吞的暖气片旁，并不能让他感到好过点儿。

波尔蒂——我等好久了呢。好多次，在你练完之前，我都走到外面，想着那些我想要对你说的话。上帝啊！你多漂亮啊——好像一首诗，又像是舒曼作的一首小曲儿。开始是那样的。波尔蒂——

他的手沿着生了锈的金属摩挲。她总是那么温暖，并且，如果他搂着她的话，那就像是——他宁愿把自己的舌头咬成两段似的。

“汉斯，你知道别人对我而言根本是无足轻重。”

约瑟夫、尼古拉、哈里……所有这些家伙我都认识，还有现在这个库尔特——上周我就提醒过她，她跟这个人只见过三次，不可能跟他好——噗！他们全都无足轻重。

他往下瞥了一眼那带着残酷颜色的乐谱封底——湿了，而且褪了色，对他而言，这好似在亲手摧毁音乐，不过里面的音符毫发未伤。便宜货。噢，就这么个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