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晨晨，自由撰稿人，现居西安。
男性未婚没钱没房没车没学历没工作没长相没身材没脚气没死
没死。我想到过死，那是一种绝望，或者说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活着或死亡，没有什么区别和意义。晚睡晚起，看书，吃饭，街上游荡，上网，写作，半夜入眠。电话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不是电视购物上超长待机之类的夸张说词，而是我很少打电话。
死亡。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我曾一度地思考这个问题，有生就有死，大多数人选择自然死去，他们是坚强的，他们能够承受住生命给予磨练和痛苦，能够承受得起生命里的不幸和上天的赋予的苦难。一部分人选择自杀，自杀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心理受到某种不能承受的打击或灾难；还有一种是思想到达某种境界，无法超越自己，内心极其渴望地超越自己，无比的痛苦，无比的忧郁，就像作家海明威。
我是一个害怕疼痛的人，从小到大没打过针，每次感冒都是吃药，高烧不退就吃退烧片，每次吃半片，大人才吃一片，到我家的赤脚医生，后背背着一个药匣子，里面装了各种神奇的药和一些针头针管，我因看了隔壁家阿姨生病了，赤脚医生在药匣子里取了一个针头，装在针管上，然后吸取一些药水，拔下阿姨的裤子，棉签一抹，针头就扎进屁股。阿姨的嘴巴就开始抽搐，眼睛紧闭，做出痛苦的表情，所以每当我看见这个药匣子的时候就嚎声大哭，父母也就不让医生给我打针了。我知道电影里面有一种舒服的死亡。吃安眠药。
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一种比吃安眠药更好的方式：写作。写作是一种慢性自杀，慢慢掏空你的内心，触摸你的思想，撞击你的灵魂，压抑，空虚，无聊慢慢地补充进去，压抑着人神经错乱，压抑着人不停地写作，越写越空，无声无息地孤独地死去。
没有脚气。小时候我养成的习惯非常好，晚上洗脚，早上刷牙，我的牙齿是我们班上最白的，老师经常要我站在教室的讲台上，张大嘴巴，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让每个学生来参观，我就像一个北京猿猴人被同学无数次的免费的参观。其实，我想给老师说的是我的脚也很白，而且没有脚气，有一次参观完我的牙齿，我鼓起勇气悄悄的给老师说:“我的脚也很白。”老师说：“你的屁股白吗？是不是想脱掉裤子也让大家参观参观。”
没有身材。九十八斤，每次都是这个数字，没有超过一百斤，瘦得可怜，比很多女生都轻，所以上大学那会她们有时说，我是她们的偶像。
没有长相。两腮、下巴有胡子，所以此生就不要幻想做美男子了。脸上曾有一个痣，上中学的时候在大街上晃荡，有个酷似道人的老头，白胡子白睫毛，穿着一身黑衣，颇有几分神秘，在地上摆了一个脸谱上，上面有很多痣的解法，老头子捋着胡须，给旁边的围观者解说此痣的好坏，旁边的包里自然是他的法宝，里面装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药水，我记得他给我脸上的痣点了一下，收了我2元钱，说不要拿手动，丑几天就会自动掉，我半信半疑的丑了3天，果真掉了，就是有个坑，不过比先前好看了一些。但依然长得是对不起观众的那一类型，后来在电视上发现我的那个痣和李连杰脸上的痣一摸一样，后悔的要死，当初为什么没有看脸谱上那个痣的解说，这或许是一个好痣，所以我时常在街上溜达，看有没有可以复原回来的药水，至今未找到。
没工作。出校门之后，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上一天休三天，与其说是份工作，还不如说是份兼职，半年后，辞职了，因为颖。
没学历。大四的学费我不知道花哪去了，没有交学费，毕业证没有拿到，银行还有贷款。在如今社会，学历已不是你有没有大学的经历，有没有真才实学，而是有没有一张纸的上面印着xx大学毕业证，不管有没有真才实学。或许你读的是北大的中文系，出来却是一个卖猪肉的，或许你读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舞蹈系，出来却是一个酒吧的陪酒女。所以每当有孩子的家长问我，他们孩子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时，我都苦笑不言。
没钱。自然没车没房。
在我印象里西安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高考结束后，朋友们去南昌玩，我没去，因为女朋友，去的都是一对一对，单身去的回来就是情侣了，显然有女友的单身去就是给他们当电灯泡。
想和她在一起，毕业也许就是分离，谁也不知道谁将会去哪个城市上学。
上帝很眷顾我们的爱情，录取的大学在同一座城市，虽然一个在城市的最北边，一个在城市的最南边，但是依然很感谢上帝的恩典。
大三暑假时候，我们分了，没有原因，没有言语，突然彼此不再联系，几乎心里都明白，没有必要找个荒唐的理由，让大家泪流满面，那是对死亡爱情的一种祭奠。
爱情就是相互探秘，男人对女人的探秘，女人对男人的探秘，大彻后，爱亦无存，空余习惯，回忆。
大四的时候，很多朋友去了外地，舍友一半去了江苏，他们在聊江苏是怎么样一个美丽，时尚，工业化发达的城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很多人带着梦想，带着青春去了，他们希望那里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有自己的房子，车，媳妇，孩子。
我没有去。什么理由？依恋西安，西安有什么依恋的？老古城！我就是依恋这座老古城，依恋城上的一砖一瓦，城下的河水，城根的皇土，依恋这座城市所承载的文明和文化。
“在城墙上随便拿起一块砖头到美国都是文物。”这是昨天晚上我给章章发的信息。
我们是发小，从初中就在一起上学，高中也在一起，大学他学的是影视，现在在重庆做导演兼编剧，也算一人物。
大四那年，我们在丰泰酒店喝得稀烂，他举起酒杯说，他要做一金牌编剧，不在国外拿奖就不。。。。没说完就醉得趴在桌子上了。大学毕业他背起包去了重庆。
我的生活很简单，写作，吃饭，睡觉。
不写约稿，不写领导发言稿，不给别人写序，不给别人写评论，不写剧本。不参加任何形式的笔会，文友交流会，不加入任何的协会，组织，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包括电话采访，当面采访，专访。
喜欢自由，喜欢一个人居住，一个人抽烟，一个人喝醉，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沉默。违着心给领导写发言稿，拍领导马屁，业绩如何突出，工作如何认真，人民如何幸福，实在是写不了。给别人写序倒可以，但作品一定要写得好，至少我喜欢。我喜欢说实话，说实话吧，他们不高兴，让他们高兴吧，我不高兴，可惜，我不太会委屈自己。不是不写剧本，是不会写，也想写，写一部电影剧本的稿费远比出一本书来的快，稳赚一大笔人民币，兴许里面还夹一张美元。
章章曾经专门开车从重庆回来，求我写一部青春电视剧，像《流星花园》那样的。我说：
“兄弟，不是我不不帮你。”
章章说：
“这样，你写一个剧本，我给投资人说算你入股，电视剧卖了给你分成。”
我说：
“章章，我不会写，以前也没有写过。”
章章点了一支烟，说：
“你就写吧，咱俩也算是兄弟，你连这个面子都不给。”
我也点了一支烟，坐在沙发上，看着他。
章章说：
“这样，你只管写，不管怎么样，我都买了，即使拍不成也买了。”
我俩掰扯了半天，后来也没有说成。
所谓的笔会，文友交流会，就是几个人坐在一起相互吹捧，相互认识。我不想认识他们，我只想看他们的作品，前提是足够好，反过来也一样，我也不想让他们认识我，如果喜欢，看我的作品就足以。
去年参加了一个民间作家协会的周年庆典，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关于文学的会议，也是最后一次。庆典请得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获过全国短片小说奖的作家，有在文坛奋斗多年有些名气的作家，有早年发表的某一篇震惊文坛的后来不再些的作家，还有一些媒体的总编，也善于写一些东西，或者是自费出版过几部作品的作者，他们的作品一般在全国各大书店都不会看到，只有在一些文学爱好者手里或者二手书店里有，更有甚者成了家里的“珍宝”。再就是他们的会员，对文学有着无比的向往和憧憬。
活动在西安的一家酒楼的会议室举行，铺的是红地毯挂的是彩横幅，会议室门口的桌子上摆着签名册，旁边放着墨汁，毛笔，所有来的嘉宾都会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大名，放眼望去，什么字体都有，飞檐走壁，霸气十足，提笔，蘸墨，挥笔，看似十分有艺术感的动作，然而笔下的大名实在不敢让人敬仰。现场桌子上都会有各位嘉宾的书法，墙壁挂在画，每张画前都聚着文学爱好者在欣赏。那些有成就的文人相互握手，递名片，相互吹捧。
会议开始了，那个作协的主席就像我小学校开家长会讲话的架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仁，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当时校长讲到“百忙之中”我想到的是秋收的繁忙，现在这位主席讲到“百忙之中”让我想起秋收之后农民伯伯的娱乐场面。后面几位同志的发言也在遵循着这个模式，这样的演讲模式随处都可以找的到，就像做填空题，就像新闻联播，先是什么国产总值创新高，同比增长百分之几，某大桥圆满合龙，某铁路圆满通车，我国是世界第三个拥有某技术的国家，人民安居乐业，奔小康。下来是联合国怎么样，最后是伊拉克，阿福思汗等一些小国家的战乱，内乱，政权如何。
会议结束下来就是聚餐，整个会议从头到尾就像是一群有文化的人在糊弄一群没有没有文化的人，谈到文学了吗？谈到文学的发展了吗？谈到如何创作了吗？探究中国文坛的现状了吗？探究中国文坛的发展了吗？谈到中国文坛的未来了吗？
唱高调人人都会，写上乘作品，不一定人人都行。
关于媒体采访，我是一个生活散漫的人，经常不修边幅，很长时间都不洗头发，实在痒的不行才去洗，我现在远远没有小时候那么爱收拾自己。干脆就不要上镜了，再一个现在的媒体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问了一堆问题，你认认真真地回答了半天，第二天出来全变样了。有个朋友曾提醒我说，媒体要采访你就叫他们把问题发过来你笔答，这样就不会出错。可是那天撞上我心情不好或者神经不对路，回答的问题，他们回去不敢发，干脆就不要接受采访了。
不喜欢出名，不喜欢走在大街上，电影院，酒吧，茶楼，商场，都有人认识，我的行为也不是很文明。我的书上从来不放照片，不写简介，希望大家只为看文章而看文章，不为某人而看文章，如果文章能给读者带来启示或者共鸣，那是一个作者的荣幸。
因为我知道，赫赫有名未必优秀，默默无闻未必拙劣。
写作最大的快了就是创作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名扬四海，就像爱情最大的幸福是相爱时的陶醉的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缔造良缘。
笛卡尔说，他痛恨名声，名声夺走了他珍贵的精神宁静。
这样说，理解了吧。
生活费哪里来？写书。
不写约稿，不给别人写序，不写剧本，所有的经济来源只能是稿费，我写作速度很慢，一年一本，像北方的庄稼一年一料，庆幸的是书的销量不错。
写不出东西的时候，我有尝试过去打工，赚钱，养活自己。
曾经去了一家全国连锁的日本餐馆，做厨师助理，我的那个师傅满腔的四川方言，说话像带些情绪。我站在他的旁边，像秘书站在经理的旁边等待吩咐。师傅说，去库房帮我拿个莲花白。
外面吃饭人很多，厨房也忙活，去了厨房发现自己不认识莲花白，我肯定吃过，就是把菜名和菜对不上号，出去的时候，厨师对着我大喊：莲花白，你听不懂吗？你在调戏我吗？废物。
废物。这两个字我是听懂了。
在我辞职的那天，其实是我自己溜了，因为日本企业管理严格，辞职要有多层次的手续。溜走那天，在想一个问题，我怎么调戏了他了？难道他是女的？
又去了一家会销公司，上门找顾客推销保健品，和他们交流，邀请他们来参加保健品讲座，了解保健方面的知识，一般顾客都是年纪大的爷爷奶奶，有时觉得自己像在骗人。我拿着地址经常敲错门，或找不到地方，一天下来饿的没有力气，靠在公交站牌上，看着从我旁边流动的面孔。想，找个退休的出租车司机做应该会好些。
最后进的是一家保险公司，每天打六十个电话，问顾客早上出门坐什么车，对哪家银行的服务最满意，姓名，身份证号之类的问题。如果是我接电话，会骂打电话的人是神经病，怎么能打听别人的隐私。但是在中国，人们的隐私意识十分淡薄，经常能接到陌生电话，还告诉别人自己的卡号和密码。更可笑的是，有个客户叫黄建波，问他是不是“建设”的“建”，他说不是，是“建国”的“建”。
······
生活就像一个婊子，处处需要花钱。
生命是平凡的，一切事物都是平凡的，一切赞美的词汇，都具有夸张和欺骗性，做什么工作都一样，没什么了不起，包括写作。
命中注定，好好写东西吧。...
